BetVictor Sports(伟德体育)国际官网树远大理想 育浓厚专业兴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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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回顾五四运动90年的历程，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科学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教育的历程。现在是中国近百年来青年人成长的最好时机，国家和社会对年轻人的成长给予了多么大的关注和支持，他们的处境比老一辈，如我的导师熊庆来先生和我们这一代人的情况要好得多。我衷心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要有远大理想，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要有浓厚的兴趣，经过长时间的努力，把自己培养成为高层次人才，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，这是我们对五四运动90周年最好的纪念。”

　　熊庆来1893年出生于云南省的一个偏僻小乡村，20世纪初留学欧洲，学成归来，创办了三所大学的数学系，招收了中国第一位数学研究生，参与了中国数学学会和《数学学报》的创建；他的博士论文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“熊氏无穷级”，他的学生包括数学家华罗庚、陈省身、许宝禄、庄圻泰、徐贤修、杨乐、张广厚等，还包括物理学家严济慈、钱三强、赵九章、彭桓武、赵忠尧、林家翘等，是推动中国现代数学教育和数学研究的先驱之一。

　　熊庆来走上数学之路有偶然因素。杨乐说：“1913年，熊先生20岁时通过了云南省教育司主持的公派留学考试，赴比利时学习道路交通和矿业，成为云南历史上送往欧美留学的第二批学生，他计划学成后回矿产丰富的云南兴建实业。但是，到比利时的第二年，席卷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战火殃及比利时，熊先生辗转到法国，当时法国高等矿业学校却因战事而关闭，他攻读矿业的计划不能实现了，转而改学数学，原因之一可能是当时法国的数学非常强。”

　　“我们跟熊先生时，他已经快70岁了，身体也不大好。他对我们说，我年事已高，虽不能给你们多少具体的帮助，但老马识途。他能够指引方向，比如说我们作函数值分布论研究，这一学科有相当悠久的历史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世界数学的中心地位，文献和专著都很多。我们刚进入这一领域，读哪些书比较好呢？熊先生就指定我们读一本专著，这是一本只有100多页的专著，作者是现代函数值分布论的创始人R. Nevanlinna，之后又指定我们读一本更薄的专著。如果让我们自己选，那么我们可能会选六七百页的精装专著。但实际上，读完这两本专著后，就可以进入到函数论研究的前沿和核心问题中。”

　　1966年，“”爆发，数学所的研究工作完全被中断；直至1971年，周恩来总理开始过问中国科学院的工作，才开始可以作一点研究。“我们从那时才能到图书馆查文献。在1969年出版的国际顶尖数学期刊《数学学报》（Acta Math）上，我们发现了美国函数论专家David Drasin的一篇论文。他在这篇论文中引用了我和张广厚发表在1965年《中国科学》上的论文，而且说我们的结果解决了海曼的一个问题。但我们并不知道海曼的问题是什么，因为我们这里根本没有进口这本书。”

　　1972年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，中美关系解冻。1975年，杨乐才通过妻子黄且圆在美国的亲属复印了海曼的这本书，“这时才知道，我们在1964年秋天作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国际函数论界也同时提出这个问题。实际上，我们的研究结果的一个推论就解决了海曼的问题。David Drasin在《数学学报》上的这一长篇论文在思想和内容上也基本上没有超过我和张广厚1965年在《中国科学》上的论文。这时，我们才明白，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年代，熊先生领我们进入了函数论研究的前沿。我们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，这是老马识途的重要意义。”

　　理想和兴趣也是杨乐一生从事数学研究的动力所在。在北京大学的6年，他遭遇了“反”、“”和“教育革命”等政治运动，读书成为非法行为，他常将书籍夹在衣服里，悄悄找一间无人的小教室去用功。1960年下半年，他和同学们到湖北蒲圻的陆水工地，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，他在寒冷工棚中昏暗的灯光下研读数学经典著作。1966年，“”爆发，数学所的研究被迫中止，1971年恢复了研究室建制后，他和张广厚等顶着极大的政治压力，全力以赴投入研究工作。

　　现在，有青年学生说：“我天生对数学没有兴趣，觉得它比较枯燥。”杨乐认为，兴趣是可以培养的，而且并不是要成为一名数学家才要学好数学，“兴趣的培养从多接触开始，比如说让现在的中学生、大学生多花一些时间来接触数学，慢慢就会学得好一些，学得轻松一些，这样就会逐步培养出兴趣。所以，对一些重要的东西，比如说自己所从事的专业，刚开始上大学时可能不一定有多少了解，也不一定有多少兴趣，但如果花一些功夫，从多角度了解专业的意义和作用，慢慢就会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，里面有很多奥妙，那么兴趣就慢慢产生了”。